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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一农民用地下金属探测器搜集昌平南口战役残片欲建纪念馆

70多年前,中国抗日史上一次震惊中外的阵地争夺战发生在北京昌平南口,中国军队伤亡33691人,伤亡日军15000人。这场战役渐渐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。

  但历史的记忆总是那么坚强,70多年后,昌平的一个农民努力搜集这场战役的残片,要为这场战役建一个纪念馆

  (北京圣火大地科技有限公司)

  我想建一个南口战役纪念馆。46岁的杨国庆这样说道。

  2009年3月29日上午,北京昌平城区飘起了小雪。杨国庆起得很早,开车拐进昌平区档案馆,看他三年多来收集的那一千多枚战争“残片”。

  每隔一段时间,他都会过来看看。(北京圣火大地科技有限公司)

  “我和他们一样,是个兵”

  2005年,杨国庆“退了休”。他把熟食店交给妻子,自己当起甩手掌柜。

  此前,他对南口战役一无所知。

  1963年,杨国庆出生在昌平西北15公里的长陵镇下口村。再往西北6公里,就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。在杨国庆的记忆里,村里人津津乐道的是十三陵的传说,“没有人给我提过战争,就像它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。”

  从小学到高中,喜欢历史尤其喜欢抗日战争历史的他,对发生在北京附近的所有大战役几乎都能说上来,对南口战役却是一片空白。

  1987年,高中还没毕业的杨国庆,在昌平区粮食局十三陵粮食管理所顶了班,但不是正式工。“工作很清闲,有空就看书、看电影。我看的都是关于战争、历史的书,电影最喜欢《南征北战》,我对战争从小就很有兴趣。”

  1994年,从单位“下岗”的杨国庆,在医院被检查出结核性胸膜炎。“从95年到97年,一直养病,什么活都不能干。那几年,我有了一个新职业。”杨国庆说的新职业,是猎手。杨国庆扛着枪满山跑,抬手就可以将飞到半空中的野鸡给撂下来。打猎让杨国庆觉得自己像是在打仗。

  病愈后,他进过修理厂,开过车。1999年,三十好几的他,揣着积攒下来的钱在昌平开了一家小熟食店。四五年里,他和妻子苦心经营,生意逐渐有了起色。杨国庆说,为了生意,他放弃了所有的爱好。

  “头几年,每月能赚个万把千,房子和车都是那时挣下来的。生活安定下来,我就觉得心开始变野了。”

  2005年,杨国庆告诉妻子薛佩英,要专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妻子没有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杨国庆自由了。除了看书、打猎,他还把店里的地下室改造成一个小小的登山俱乐部,组织一帮驴友专拣有山的地方跑,近的在京郊,远的到西藏。

  5月,杨国庆和俱乐部的几名成员到昌平西边50公里的长峪城登山。那里有海拔1400多米的山岭,有长城。临近夏季,杨国庆低着头在半山腰上走。起身喘气,发现山梁上有一片接连在一起、极为明显的人工壕沟,同伴都断定是附近的村民挖的。熟悉战争历史的杨国庆越看越不像,觉得这些沟沟坎坎很像是工事。

  “到了山顶的烽火台,我就看见墙体上全是子弹孔,有平射的,有俯射的,外面口径大,里面口径小,我对枪很熟悉,知道是枪射击的。”杨国庆断定这个山梁上打过仗,而且规模还不小。

  从山顶下来,他专门到长峪城村打听,从一个叫岳长玲的村民口中,得知这地方1949年前打过大仗,“村里的老人,有一半人都知道这里发生过战争,但是他们不知道到底是哪场战役,只听老辈说战争打得很激烈,甚至还用上了熏炮(毒气弹)。”

  这件事情就一直萦绕在杨国庆的心头。2006年年初,杨国庆跑到昌平区档案馆查资料——原来69年前,在昌平,竟发生过一场震惊中外的大战役。

  1937年7月29、30日,平津相继沦陷,日军以铃木第十一混成旅团、酒井第一混成旅团、川岸第二十师团一部及板垣第五师团等约7万人进攻南口,中国军队第七集团军所部汤恩伯第十三军、高桂滋第十七军等6万人沿南口长城沿线迎敌。

  南口,在昌平县西部,燕山与华北平原交接处,因在居庸关南之口,故名。现设南口镇,南距北京德胜门38公里,东距明十三陵9公里。昌平整个西部山区成为战争的最前沿。

        这场战役从日军8月8日进攻南口,到9月1日中国军队撤出长城沿线,历时20余天。其中有18天的阵地争夺战,战线都在海拔千米左右的崇山峻岭之中,长达500余里,中国军队伤亡33691人,伤亡日军15000人。

  读完惨烈的记载,杨国庆一夜未眠。

  三个月后,一次偶然的机会,杨国庆和俱乐部的同伴去东北参观抗日联军遗迹。杨国庆想:“人家那边又是展览,又是纪念馆,我们这里为什么不能弄起来呢?”

  从东北回来,杨国庆跑到城里花1050元钱,买了一个金属探测器,之后就钻进地下室,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出门。妻子薛佩英觉得奇怪,便下去查看,发现杨国庆的桌子上,不知道什么时候堆起一叠叠厚厚的资料。

  2007年6月11日,杨国庆又上山了。他先到北领长城,在碉楼里发现大量的弹片,挖掘出马蹄铁和弹夹。天黑了,他打着灯步行五六公里,到黄花坡长城高楼下,在那里他挖掘出中国军队遗留下来的罐头盒、枪探条以及众多的子弹壳。

  这天晚上,杨国庆睡不着。半夜,从帐篷里爬出来,看见月光照在弹痕累累的长城上。

  “风很大,呜呜的,好像是那些战死的英灵在吼。那时,我觉得自己不再是个农民,我和他们一样,是个兵。”(北京圣火大地科技有限公司)

  两头蒜

  最让杨国庆感动的,是在南口挖到的两头蒜。

  2008年4月的一个下午,杨国庆在南口清理一段两米的战壕。那天他小心翼翼,生怕损坏了什么东西。他发现一个铁壶,旁边挨着一个搪瓷碗。

  杨国庆移开那个锈迹斑斑的铁壶,在碗里面发现两头蒜。

  “70多年了,这两头蒜还在。大概是旁边的铁壶使得蒜在碗里面和外界隔绝,让它没有腐烂。”杨国庆不止一次向别人提起这两头蒜,每次都激动得满脸通红。

  他还在周围发现筷子和水壶。“水壶、筷子、碗,这些东西都是士兵随身的东西,打完仗他们就要把这些东西挂在身上转移。在战壕里发现这些东西,只有一个可能,那就是这个战士不在了。”

  杨国庆说着,眼睛湿润起来。

  在那段战壕里,杨国庆还找到几段脊椎骨。他说,那天他并没有像发掘其他残片那样兴奋。那天下午,他坐在阳光里,点上一根烟,放在阵地上。

  杨国庆说的这个战士,如果不出意外,十有八九是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第二六五旅第五二九团的一员。在位于昌平以西10公里从得胜口到虎峪再到南口的这段阵地上,曾经有一个整团的编制消失了。

  1937年8月8日,从昌平来的日军在得胜口开始小规模的进攻。10日晨,日军1000多骑兵和步兵在10余门大炮和5架飞机的掩护下发动第一次冲锋。一天之后,2000多步兵、六七百骑兵连同20多门大炮和9架飞机进攻南口和得胜口。12日,南口正面战斗进入最激烈阶段,天刚亮,敌人增加5000多步兵,大炮增至60门,二三十辆坦克也出现在阵地前沿。

  负责防守的第五二零和第五二九团,在全线工事悉被破坏的情况下,如同钉子一般将日军阻止在阵地之前。第五二九团团长罗芳带着第三营第七连夜袭南口镇,夺回被敌人占领的镇子,全连牺牲三分之二,曾经用手榴弹制服敌人坦克的战斗英雄七连连长隆桂铨阵亡。

  从13日到15日,日军源源不断集结,轮番进攻。罗芳的第五二九团在击退日军的一次坦克进攻之后,全团只剩下100多人,罗芳本人也受重伤。这100多个九死一生的士兵,随后参加14日夜晚和15日的战斗,在最后的一次战斗中,全部牺牲。

  8个月后,全团唯一幸存的罗芳团长,在台儿庄战役中以身殉国。

  这片阵地,是一个团的坟墓。

  “罗团长芳兄:文电诵悉。贵团连日力挫强敌,已确立本军未来全部胜利之基石,曷胜欣慰。南口阵地,关系国家之存亡,敌人仅恃其炮火之威力,而不能完全毁灭此一带者,吾侪即不离开阵地寸步。人生百年,终须一死,好汉死在阵地上,即为军人光荣之归宿。请以此意转告与吾侪同死者,共患难之全部官兵,为盼。”

  杨国庆说,每一次读到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发给部下罗芳的这封慰勉电文,他就会想到那个被炮火带走、连两头蒜都没有来得及吃的年轻人。(北京圣火大地科技有限公司)

“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最后一个”

  2008年7月21日,杨国庆在黄土洼后面的山梁北大台上挖到一枚日军身份牌。

  杨国庆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日军的身份牌战时是绑在士兵的腋下,如果不是丢了性命,就不可能遗落。“铜质的身份牌,上面有明显的冲撞痕迹,肯定是子弹或者是弹片撞击,而且是近距离的。”

  几分钟后,杨国庆在一个角落里一榔头下去,刨出6枚没炸过的炮弹。“当时我的脑袋嗡地一下就大了起来。”杨国庆回忆起这件事,不由自主地咧了咧嘴。

  杨国庆说他走过那么多地方,还从来没有在北大台上找到那么多残片。“这里肯定发生过一场恶仗。”杨国庆判断说。

  “一场恶仗。”1937年8月21日的那个早晨,驻扎在黄土洼上的傅竞芳可能也说过同样的话。当时,他的身份是第七集团军第十三军第四师第十九团的团长。

  日军在南口、居庸关遭到挫败,这天拂晓,开始迂回到中国军队右翼全线发起总攻,其中的一个主攻阵地,就是昌平西南45公里的黄土洼。这也许是整个南口战役迂回线上战况最激烈的。

  40多门大炮的无间断轰击,3队飞机无休止地盘旋在上空,机关枪的扫射和炸弹的轰炸,这道山梁陷入一片火海。在一个垭口,第一波轰炸过去,十九团的一部分就葬身于炮火之中。

  紧接着日军蜂拥而上,十九团团部被围,伤亡殆尽。团长傅竞芳带着伙夫、马夫等人在山梁上和敌人展开肉搏,双方往返拉锯。日军一次次进攻,一次次铩羽而归,终被打退。北大台上尸山血海。

  杨国庆说,那一天,他冒着生命危险,小心翼翼地用绳索和衣服将那6枚没有爆炸的炮弹炸弹单个绑捆,运回昌平,交给治安大队。

  “治安大队把我叫去训了好几顿。我前前后后去了三次,又是写材料,又是按手印。”杨国庆提起这件事,挠了挠头。

  此后不久,杨认识了黄土洼村的马复增和他的侄子马全文。

  1937年农历七月十二,18岁的马复增,在家门口吃饭。村里有人跑来说日本人过来了,他就收拾家里的东西,带上吃的,拿些衣服,牵上牲口往北边跑。

  之前他就听说南口那边在打仗,日本人又是飞机又是大炮,山头都是中国的兵,日本人从下往上打,满坡死的都是人。开始是在南口打,打着打着,战场就朝这边转移,然后双方在北大台上交上了火。

  北边是水头村,不像黄土洼村这么靠近战场。当天他没进水头村,在野地里蹲了一宿。4天后回来,在村口的小庙跟前看到两个伤兵。马复增说,当时他不清楚这场仗是怎么回事,但知道中国兵是自己人。

  打完仗,村里人在北大台上捡了不少东西。马复增也去了,他说他到山梁上,特别难受,山梁上中国兵死了一地,人走过去都插不进去脚,尸体没有完整的,很多人死时手里还攥着枪,扯都扯不下来。

  马复增和乡亲们把那些中国兵埋在山上,两个伤兵养在村里。一年后大伙凑了盘缠钱,送他们上路。

  之后的几十年,马复增常去北大台。那场战争让他一直念念不忘。身为农民的他,内心有一个很朴素的愿望,“我要把我看到的东西,像传递东西一样交给那些没有经历过的人。”

  马复增把这个任务托付给如今已近60的侄子马全文。作为昌平区一名小学教师,马全文用文字记录了叔叔关于那场战争的所有记忆。他把这些材料系统整理,交给昌平区档案馆。这些材料,后来流落到杨国庆的手里。

  在杨国庆看来,马复增“本人就是活的历史。我从他身上发现了很多史料上空白的地方,甚至还纠正了史料上的一些错误记载,比如史料上说日军进攻黄土洼时使用了毒气弹,但是马复增说没有,他亲自到了北大台,没有看到过任何熏炮的使用痕迹”。

  如今,90岁的马复增住在南口镇七间房村的一个小院里,靠着每月150元的补贴生活。负责照顾他的,只有一个残疾的儿子。几个月前马复增开始哮喘,而且越来越严重。他说他恐怕没有几天活头了。

  “70年了,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那场仗。即便是知道的,能够活到现在的也寥寥无几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最后一个。”

  此时,杨国庆就在他的身边。杨国庆说,一场这么大的战役,如果到最后只有三个农民记住,是一件悲哀的事情。

  纪念馆:有,总比无好

  杨国庆想给南口战役建立一个纪念馆,是因为台儿庄。“南口战役的意义一点都不比台儿庄弱。从规模上讲,南口战役中国军队参战6万人,伤亡3万多,致敌伤亡15000人。台儿庄参战46000人,伤亡失踪7500人。从时间上讲,南口战役早于台儿庄战役半年多。虽然台儿庄战役是中国军队的一次重大胜利,但是南口战役却是抗日战争初期第一次大规模的集团军阵地作战。为什么台儿庄战役有纪念馆又被拍成电影,南口战役却没有多少人记住呢?”

  杨国庆固执地认为,南口战役之所以和台儿庄战役有这么大的区别,是因为他的指挥者是汤恩伯,而不是李宗仁。

  1937年,南口战役发生,《大公报》的记者方大曾到战场实地采访这位将军——

  “汤恩伯,这个铁汉子,他不要命了。这的确厉害,十三军从军长到勤务兵,他们全都不要命了,大家都决心把一条命拼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火线上。他不是去年冬天在绥东所见到他的那样状态,他穿一件短衬衣和短裤,手指被香烟熏得黄透了,从战争发动以来就没有睡眠时间,一切的精神,都用香烟来维持着,瘦得跟‘鬼’一样,烈日把脸晒出焦黑的油光,那件衣领,原来是一定很合适的,但是现在看去,已经特别肥大了,大得能伸入一只手去。只有两个传令兵随身跟着他,那么卫兵、勤务兵呢?早已经加入火线去了!他到前方去指挥,对着兵士沉痛地说:‘我们要好好地打呀!’他只能说这样简单的话了,他简直就不会再说第二句话。一看到自己的兵士,眼眶就充满了泪水,怎么能流出来呢?只好又从鼻子里噎了进去。”

  这位将军,在南口战役几个月后,再次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。在那场战役中,他的部队发挥了重大作用。不过后来,人们只记得李宗仁。

  “都是为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,就应该有人记住。”杨国庆点燃一支烟,手在发抖。他铆了一股劲,要在南口建一个纪念馆。和杨国庆熟悉的人,都说他现在魔症了。

  妻子薛佩英也有些意见。店里生意都交给她,丈夫每天跟上班似的,天不亮带上点水就上山,风雨无阻,三年算下来,车的开销、店里雇人、活动的开销,七七八八加在一起,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。特别让薛佩英担心的,是安全问题,谁知道战场上都埋了些什么,万一出个意外,怎么办?

  “建纪念馆,最难的还是身份问题。”杨国庆谈起他目前的困境,叹了口气。

  平时上山收集残片,杨国庆没少被护林人、管理者驱赶。“他们问我干吗的,我说收集战争残片的。人家问我哪个单位的,我说我是个农民,结果人家就把我轰下山。”

  杨国庆觉得需要开个介绍信,证明他不是干坏事的。他到昌平区档案馆,希望馆里能给开个证明文书,结果失望而归。

  此前,有人在日本购得两册有关南口战役的画册,捐给昌平档案馆。这是档案馆关于南口战役的唯一文物。档案馆文物征集科科长徐连英说,杨国庆收集战争残片,我们表示欢迎。

  2008年清明节,杨国庆再次上山,看到那些散乱在山梁上的战士的遗骨,杨国庆的心里沉甸甸的。回来之后,他修修改改,认真写了两封信,一封寄给昌平的区委书记,一封寄给区政协主席。现在也没有回音。

  “也许是人家工作太忙了。”杨国庆这样解释道。

  时代也在变化。2007年1月,昌平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、昌平区区志办公室汇编有关历史资料,出版了《南口战役》一书。

  2009年3月29日上午,杨国庆又去了一趟昌平区档案馆,看望他存放在档案馆里面的东西。那些他花了三年时间搜集的残片,现在被堆积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。

  “这是在昌平发生的战役,昌平应该做出一些事情。政府不来弄,我就自己弄,弄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。有,总比无好。”

  这天晚上,平时不喝酒的杨国庆要了几瓶啤酒。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他最近想做个碑。“我去有关部门提过这个想法。他们说这不是你想弄就弄的。政府不同意,我就想自己掏钱做块碑,自己背上阵地。比如850阵地,牺牲了那么多人,应该有个碑。”

  其实,70多年前,有一个人曾经有过和他一模一样的想法。

  “这回如果丢了南口,对于这一批阵亡将士,要想在南口山上立纪念碑,也只能希望在再度克复南口之后了。”说这句话的人,正是这场战役的指挥官,时任第十三军军长,后来被列为“战犯”的汤恩伯。

  至今,南口克复已经64年。 ★

  (本文参考了《南口战役》一书)

 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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